黄志杰——行走

挣扎来挣扎去，决定搬家到操作更方便的网易博客，离我用了多年的网易邮箱近一点。 新博客地址：http://huangzhijie99.blog.163.com，新文章《父亲的感觉是摔出来的》

【二】对话陈忠华

医生不知病人是生是死，多么恐怖！

因为没有脑死亡医疗标准，在脑死亡状态下的系列病人中，80%在没有达到脑死亡标准的情况下就被放弃了治疗，多数因为经济困难；20%符合脑死亡标准仍然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其中多数属于公费医疗；前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后者是对死亡的不尊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黄志杰  湖南报道

     “如果有人起诉我，我进了监狱，我将不以医生的身份，而以‘犯人’的身份，以另一种方式宣传脑死亡。”四年前说出这番话的陈忠华，如今领导国内唯一一个脑死亡器官捐献工作团队，在全国各地奔走，面对一个又一个脑死亡自愿捐献者的家属。

自 2003年首例脑死亡者器官捐献以来，在两百多位自愿捐献者中，已经有57例成功捐献。他参与了其中的每一起。

直面生死追问，行走于医疗、法律与伦理的交叉地带，他将其行为理解为“正在被无罪化”，其身份多与脑死亡和器官移植有关：剑桥大学博士、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

▼记者：死是什么?它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结果? 如果是一个器官逐渐衰竭的过程，是否可以说，还有心跳的脑死亡者并没有死？

■陈忠华：你的问题其实是“死亡时间点的精确判定”。

从2000开始，我就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我把它归结为最简单的一句话：断气了。脑死亡判定的标准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永久性的，中枢性的呼吸停止”。

我经常这样做家属工作：家里老人过世，是不是是先探探他的鼻子，看还有没有气？现在就让我们回归到这个最原始的手段。认为脑死亡者还有呼吸就还活着的人，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科技概念陷阱”，脑死亡者“能”呼吸是一个假象，那是机械性的呼吸，自主呼吸已经停止了。呼吸机一停，他就没有呼吸，心跳也会马上停止。

▼记者：看来脑死亡的问题要归结到呼吸机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伦理上的冲突和争议？

■陈忠华：没有呼吸机，脑死亡者心跳必然停止。我主倡的《公民临床死亡判定标准》定了两条：第一，没有呼吸机介入，死亡判定以心跳停止为标准；第二，有呼吸机介入，死亡判定以脑死亡为标准。很简单！

这就化解了伦理上的问题。真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它就是呼吸机问题。脑死亡是对呼吸机使用年代死亡标准的完善和补充。智能化呼吸机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时候，就是应该出台脑死亡标准和政策的时候。我甚至认为，应该把脑死亡标准制作成牌子，挂在呼吸机上，这就一目了然了。

▼记者：把一个有心跳的人判定为脑死亡，是否人道？

■陈忠华：这还是对呼吸机功能的不理解。在呼吸机的维持下，人脑死亡后仍可以维持心跳数周。我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把一只狗的头切下来，接上呼吸机，维持了3天多心跳。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不计人力物力投入，还可以一直维持。这3天还是我主动停下来的，事实上，它就是一具有心跳的尸体。

▼记者：很多人常常把植物人和脑死亡者联系在一起。

■陈忠华：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甚至很多医务人员也把脑死亡者和植物人混为一谈。有一些植物人躺了几年确实活了过来，植物人是不需要呼吸机的，他有自主呼吸，家属可以带回家看护，而脑死亡者离不开医院，一关掉呼吸机，二三十分钟内心跳就停止。脑死亡者一天的花费就要5000-10000元，而植物人处于睡眠（昏迷）状态，处在低代谢功能状态，一点米汤就可以维持好久时间。

     总之，植物人不是死人，脑死亡是死人。

     这里正是伦理争议集中的地方，所谓的脑死亡伦理问题，实际上是由植物人误解造成的。我目前正在写一本《植物人》专著，目的就是要阐明其中的区别。

▼记者：关掉呼吸机，是一种安乐死么？

■陈忠华：不是。安乐死的对象是活人，不但是活人，而且是意识清楚的活人，因为正在遭受无法治愈的疾病和痛苦，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而且活得没有尊严，主动要求医生来实施的。正如前面所说，脑死亡不符合这些特征。

▼记者：现在国外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脑死亡标准，中国的脑死亡标准问题有多迫切？

■陈忠华：在脑死亡问题上，中国现在是只有医疗实践，还没有医疗标准。但不是说一定要有了法规，我们才能动。按照前面说的呼吸机理论，脑死亡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美国颁发的也是由总统认可的医疗标准，很少通过国家法规的形式规定脑死亡的。

国家医政系统颁发了执业医师证书，就是授予了医生根据医学标准判定死亡的权力，也就是开死亡证的权力。

当然，由于涉及到生死问题，应该慎重。医疗行政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保证脑死亡标准不被滥用，这个部门就是卫生部。

2004年，中华医学会已经出台相关的脑死亡判断标准草案，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把它放在议事日程上，至今依然是个草案、讨论稿、征求意见稿。

▼记者：正是因为没有脑死亡标准和规范，一些人认为：判定脑死亡，尤其随后进行器官捐献移植，是违法行为。

■陈忠华：有的人认为脑死亡器官捐献是“合情、合理、不合法”；我认为是“合情、合理、不违法”！因为现在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法。

     目前，我请了北京大学的孙东东教授等几位知名专家做法律顾问，同时停止自己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并规范一系列的程序。没有这些支持，我根本不敢动。

     实际上，这些年，国家对我的开创性行动采取的是“无罪化”接受过程，虽然没有政策法规支持，却始终“默认这一事实”。不引起医疗纠纷就不会有人以法律的形式干涉。因为我让每一个捐献者的家属都签署了申请书和知情同意书，同时在善后处理、人道救援、人文关怀、捐献透明化、组织自律上也下了很多功夫。

▼记者：是不是所有的捐献你都做？什么样的捐献你是不会介入的？

■陈忠华：五种情况下我不会介入：第一，那种误认为有钱的，认为器官可以卖的，只要他一开价，就知道他不是真正的自愿无偿捐献者。第二，涉及刑事案件没有结案的。第三，有医疗纠纷、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在法律上没有结论的。第四，家属无法沟通的。第五，医院不配合的，为什么有两百个合格的自愿捐者却只做成功57例，就是因为一些医院不配合，我需要参与会诊，察看病历，进行一系列的医疗检查，这些都要医院配合。

▼记者：现在器官移植缺口非常大，排队的人非常多。推广脑死亡对器官移植有多大意义？

■陈忠华：认为推广脑死亡判定是为了器官移植是一个误区。两者确实有关，但是，捐献器官必须坚持家属自愿原则。有了脑死亡的案例，不等于就有了器官可供移植。推广脑死亡的概念，不会增加捐献者的绝对数，但是可以减少捐献的失败率，现在很多捐献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政策支持，失败比率在四分之三左右。比如，湖南的吴燕就是这样。

▼记者：那么脑死亡概念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陈忠华：医生不知道病人是生，还是死，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不可容忍的状态。

“脑死亡”的第一个意义是科学性；第二就是公平性。

如果不认可脑死亡，一些人死了以后还拿工资，杀人既遂变成杀人未遂，医疗事故致死变成致残，给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增加不必要的巨额负担。

因为没有脑死亡医疗标准，在脑死亡状态下的系列病人中，80%因为经济困难在没有达到脑死亡标准的情况下就被放弃了治疗；20%符合脑死亡标准仍然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其中多数属于公费医疗，或者有肇事方负责的，或者家庭富裕的。前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后者是对死亡的不尊重。

目前我在临床上看到的情况是：缺乏脑死亡标准下的惰性医疗：病人“似死非死，似生非生”；抢救则是“似抢救非抢救，似放弃非放弃”。一瓶生理盐水挂在那里，一直到心脏衰竭。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惰性恐怖状态，是急救医疗亟待解决的混乱死角。

脑死亡概念的推广，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急救医学的进步，而不是器官移植的进步。

▼记者：死亡判断由以心脏为中心转移到以大脑为中心，目前医疗中有什么关于这个转移的误区么？

■陈忠华：如果依旧以心脏为中心，一些医生对深昏迷的病人就不会每天进行脑功能测定，他就不能正确地判断病人的状态，并进行医疗方案的调整，由此进入盲目的医疗状态。

▼记者：会不会不同的医生使用不同的脑死亡标准，导致出现非脑死亡这被判定为脑死亡的情况，如何保证标准的统一？

■陈忠华：目前卫生部还没有出台统一标准，世界各国的标准也有所不同，但都是大同小异，都在一个框架内，目前国内只有我这个团队在专门做脑死亡判定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使用的标准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标准的严谨性。

实际上，医生使用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行的脑死亡标准都不会在现实中出现差错，因为所有的标准都包括四条：第一，自主呼吸消失；第二，脑干反射消失；第三，深昏迷G3分；第四，仪器确认试验。

这是一个低科技的东西，不要把它神秘化、复杂化。任何一个医生上过大学，受过训练，做过临床主管、都有能力判断。

▼记者：脑死亡概念是随着科技进步出现的，是不是若干年后，随着科技进步，这个概念也会被迅速淘汰？

■陈忠华：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不可能淘汰。只有在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下可以推翻这个理论概念。第一， 全脑移植普遍应用于临床。这是不可能的。第二，脑的干细胞移植能成功地救治急性全脑损伤和修复，并广泛应用于临床。这也是不可能的。

当这两种不可能都变成可能，脑死亡的概念就要修正。

   实际上，脑死亡不应再无休止地争论了，现在已经到了通过行政手段来推动具体实施的时候了。

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实录

【一】易威故事：生还是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黄志杰  湖南报道

（成稿时间8月28日，发稿时间9月5日）

【易威故事】

整个8月，命运随同炎热的天气，折磨着湖南浏阳市淳口镇的易威一家——仿佛坐上过山车，冲上生的巅峰，跌向死的低谷。

在这种极端体验中，他们接受了“脑死亡”概念，并成为湖南第一个多器官捐献者。这不仅关乎对易威生死的判断，也关系到另外6个不知名的生命的存亡和健康，牵涉着“脑死亡”者器官捐献的现在和未来——这里，正是医疗、法律和伦理交织的敏感地带。

涉及到生死这个人类终极命题，一切都复杂了，一切又都简单了。

【】突如其来的最后一天

这是易桂义第一次听说“脑死亡”这个词。孩子还有心跳啊！死亡就是死亡，怎么还有脑死、心死？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2007年8月2日，浏阳市淳口镇。

13岁的易威仍沉醉在暑假的轻松中，这天他起得很晚，上午10点才开始洗脸刷牙。然而，正在洗漱的他突然用手抓着自己的脑袋，表情极端痛苦，随后，口吐白沫，慢慢地倒了下去。

从未发生过的这一幕，将易威的奶奶吓呆了，镇定一会后，她赶紧回头往楼上跑，喊来易威的爸爸易桂义。

此时，易威已经没有任何知觉。易桂义很瘦，身材在一米六左右，他无法背动已经126斤的儿子。刚好，身材更为高大的邻居易玉亭闻声赶到，两人迅速把孩子送到了镇医院。

这种紧急情况超越了镇医院的抢救能力，易威在镇医院总共只呆了不到30分钟。中午12点，易威被送到浏阳市人民医院。

刚进医院不久，医生就连下两份红色病危通知书。此时的易威，瞳孔扩散，呼吸停止，昏迷不醒……医生下了书面结论：脑死亡。

这是易桂义第一次听说“脑死亡”这个词。孩子还有心跳啊！死亡就是死亡，怎么还有脑死、心死？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易桂义显然更愿意接受后一种回答，他不愿意健壮胜过自己的孩子与“死亡”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立即提出要去长沙。不过医生提醒，孩子现状的情况情况非常不妙，不能做CT，也无法转院，否则在路上肯定心跳停止。

终于，费尽一番周折之后，当天晚上11点，易威被送到了长沙，湖南省儿童医院4楼，重症监护室。

医生给他接上呼吸机。心脏依旧在跳，但呼吸依赖呼吸机。

与此同时，一辆从广州出发的火车正在北上的途中，易威的妈妈朱志金在火车的轰隆隆中焦急地猜测着自己的独生子“摔得有多重”。为了防止她情绪出现意外，丈夫易桂义并没有告诉她真相，更没有告诉她：“在科学上，2日晚上11点，孩子已经死了。”

一开始，就是结束。易威的前所未有地昏倒，旋即被夺去生命，整个易家促不及防。医生说，孩子颅内大出血，是先天性的。

“孩子以前只是偶尔有一些头痛，我们都没想到，13岁就长到一米六几的健壮的孩子会有这样的病”。朱志金说：“经常和我背靠背站在一起比高”。

【】绝望和希望中的夫妇

“看着他，感觉到他的心跳，手指都是红通通的，就像睡着一样。”等到许多天之后，她才知道，8月3日下午是她看儿子的最后一眼，而在她跪求神佛时，孩子已经离她而去。

8月3日，朱志金赶到了湖南省儿童医院。医院规定，重症监护室逢周一、三、五下午三点才可以探视病人。这一天刚好是星期五。

“看着他，感觉到他的心跳，手指都是红通通的，就像睡着一样。”朱志金依旧以为孩子只是摔跤了，晕倒了。她没见过呼吸机，更不知道它能带动心脏跳动。

朱志金被从监护室拉出来，迅速地乘邻居宋长庚的小车赶回浏阳老家，随便洗了把脸，慌慌张张赶到离淳口镇7公里的庙中。她长跪不起，嘴中念念有词，不断祝愿，求神灵保佑孩子度过劫难，而且许诺说：小孩好了以后，易家一定带上一万元的礼品回到庙中还愿。

跪一个多小时，她还不愿起来。这时已经7点多，天渐渐黑了。赶过来的宋长庚等人强行把她拽起来，拖上车，带回家。

回家后，朱仍不罢休，请来当地据说是通神的人，在家里摆起了香案，继续求拜。

“为了孩子，我愿意做一切，倾家荡产都不管。”朱志金说：“听说有的人昏迷七八天都还能活过来。”

等到许多天之后，她才知道，8月3日下午是她看儿子的最后一眼，而在她跪求神佛时，孩子已经离她而去。“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实际上，医生已经在这一天严肃地对她的丈夫易桂义说：“小孩没有希望，实在要等，就等奇迹发生吧。”

由于我国医疗界尚未正式起用脑死亡标准，因此，湖南省儿童医院没有将易威“脑死亡”形成书面文字。在病历上，是对易威的四个诊断：“自主呼吸消失；脑干反应消失；深昏迷G3分；脑电图消失。”而这四个诊断，正是脑死亡的判断标准。

易桂义闹到院长办公室，也得到一致的口头回答：“脑死亡”。

一个医生说：脑死亡就是死亡，没有机会复生。

当天晚上，易从四楼走下来，“我不敢再楼道里哭，忍住，走到儿童医院门外，足足苦了半个小时以上。”

这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的眼泪。

接下来几天，易都是睡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过道中，实际上，他基本没有睡。

【】“脸突然全部黑了。”

“我觉得能救别人，是好事。儿子也是善解人意的，他在天堂里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如果移植，他的心脏还是在跳动，还是没有死。”

8月4日，仍不甘心的易桂义把孩子转到在湖南实力最强的湘雅医院。结论依旧是脑死亡。“孩子反正没有了，只希望奇迹吧。”

虽然不能进重症监护室，但易桂义一直守在门外，8月5日上午，医院突然停电20分钟左右，使得呼吸机也停止运作。易连忙托监护室的清洁工察看孩子的情况，“脸突然全部黑了。”

这一停电，倒让易桂义彻底接受了脑死亡的概念。“没了呼吸，科学上，2日已经死亡了。”8月25日，当易桂义对本刊记者重复医生的这句话时，已经非常平静。

但他仍不愿停呼吸机。

8月5日晚上11点，与易家有深交的宋长庚来到易家。

“孩子不行了，明天准备火化。”易桂义语气低沉。宋长庚立刻建议：“是不是捐献？”

“他没有犹豫，一口就说：这可以。”宋长庚向本刊记者确定地说。

“十几年前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死后怎么办？捐献。因为我也看了一些报纸杂志的报道。”宋长庚解释自己提出建议的原因时说。

朱志金也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丈夫接受了宋的建议，转头就近来问她，：“我没有说什么，没有什么犹豫，同意了。我觉得能救别人，是好事。儿子也是善解人意的，他在天堂里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如果移植，他的心脏还是在跳动，还是没有死。”

“我原来没想到孩子还可以帮别人，就让孩子做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吧。”易桂义说，“他的心脏还在跳动。”

6日早上6点多，宋长庚开车来接易桂义去长沙。路上，大家想了三个方案：首先找医生再确认情况，然后就是捐献，不行就火化。”

易桂义安排了姐姐易桂芳陪护妻子，以防她想不开。结果，朱志金溜了出来，也想去长沙，结果走了一公里多，也没有找到去长沙的车，直到被易桂芳拽了回去。

在湘雅医院，主治医师再次确认：“人没有了。你带回去就是在家里死，在这里就火化，停了呼吸机就没有呼吸、心跳也会停。”

【】 找到陈忠华

“我终于等到了湖南第一个脑死亡后多器官捐献者。”12点40分，陈忠华坐上他弟弟陈民华开的车，从武汉直奔长沙，当天下午5点，见到了易家亲属。

易桂义首先向湘雅医院提出捐献孩子的器官，“他的身体功能都还很好，心脏还在跳动。移植可以救更多的人。”不过院方立即回复：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也没有这个权力。最后，院方提醒：你们去找红十字会吧。

但是没有人告诉他红十字会在哪里。

只好打114查询，打到了长沙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副主任吴林梅的电话，得到回答：湖南没有可以合法接受器官捐献的机构，只接受角膜捐献（长沙爱尔眼库）和作为医学用的遗体。

吴林梅联系了爱尔眼库宣传员郭晓辉。郭也没有参与过这类捐献，但一个在深圳呼吁捐献的姚博士曾给过她一个陈忠华教授的电话：如有捐献者，就找陈教授。当时郭并没有太在意，不想如今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陈忠华，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教育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家“985”计划“脑死亡器官捐献全国联合攻关项目”负责人。

她立即给陈忠华打了电话，随后又给宋长庚打电话。

中午11点，宋陈两人通了电话。陈忠华非常沉重：“我终于等到了湖南第一个脑死亡后多器官捐献者。”12点40分，陈忠华坐上弟弟陈民华开的车，从武汉直奔长沙，当天下午5点，见到了易家亲属。

为了延续易威心跳和呼吸，易桂义让医院保留呼吸机，并继续维护治疗，为此，为了等候陈忠华的到来，这接近5各小时，易家多花了1400元左右治疗费。

“脑死亡”后的易威，在湘雅医院一天的费用是3000元左右，8月2日之后到陈忠华的到来，易桂义一共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和湘雅医院花费一万五千余元。

【】“外表非常好，样子很安详。”

具体要捐什么器官，捐给谁，当时的他们都不知道，也没有问。

陈忠华带了一本精致的器官捐赠宣传册，但是，易桂义等人并没有听太多宣传和解释，就迅速填写了无偿捐献志愿书。“他们在我来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丝毫没有犹豫。”陈忠华说。

“在申请书上摁了手印后，当时感觉很欣慰。”易桂义对本刊记者说：“可以捐献出所有孩子可用器官，特别是心脏，我们非常盼望心脏移植能成功，这样我们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孩子还活着。”

但是，具体要捐什么器官，捐给谁，当时的他们都不知道，也没有问。

6日晚上9点，陈忠华派医疗队将易威接走。7日早上9点，易威遗体在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火化。

中间的这段时间，是一系列的检查和手术，医生将孩子的眼角膜（一对）、肾脏（一对）、肝脏、心脏细心地取出。

火化时，易桂义夫妇没有去殡仪馆，“家里哭得不像样子了，没法去”，他们委托姐夫朱际平看孩子最后一眼。

易桂义打电话问：“孩子怎么样？”

朱际平：“外表非常好，样子很安详。”显然医疗队已做好了专业处理。

【】6个人受捐

刘威的父亲非常高兴，第二天兴高采烈地给医院送来三十多个鸡蛋。他并不知道，给孩子捐献角膜的，是另一个叫易威的同名孩子。

8月7日晚上，湖南经济电视台《都市一时间》栏目进行了一场眼角膜移植手术直播。

受捐的两个小孩，分叫陈梦、刘威，8岁的陈梦视力只有0.02，17岁的刘威眼角膜反复穿孔，明年就要高考了。

手术很成功，术后两人的裸眼视力都达到了0.3。

刘威的父亲非常高兴，第二天兴高采烈地给医院送来三十多个鸡蛋。他并不知道，给孩子捐献角膜的，是另一个叫易威的同名孩子。

易威的父母，在家默默地看了这场直播。他们也是通过电视知道：受捐的两个孩子是这个样子。“长得还不错。”

但朱志金还是不可避免地想起自己的小孩：他最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聪明，喜欢看湖南电视台《超级英雄》节目，常常比参赛者先报出答案。“妈妈你看喽，等我长大我自己去。”“爷爷说是不是要再拣个女孩，他说‘妈妈不要拣，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他太懂事，太乖了。” 

易威的心脏，则捐给了上海一名41岁的男子，8月25日，陈忠华向本刊记者介绍：“手术非常成功，最近就要出院了。”易威的一对肾脏和肝脏，则捐给另三个人。

6个人受益于易威的捐献。

而在易威家里，因为怕朱志金看着伤心，触景生情，易威生前所有的衣服，相片都被亲属烧了。而原来贴满整面墙壁的奖状，也被撕掉，只留下一个个印子。

记者最终只在他外公那里找到一张他的六岁时候的照片。

【】手术直播的震撼

“我国民众已经走到医疗机构前面去了。但当他们要捐献时，却找不到正规合法的途径和机构，连一些医务人员都不知道，甚至反对，我觉得很尴尬、很狼狈。”

电视直播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震撼。爱尔眼科医院院长助理王丛香说，到8月25日，向该院报名自愿无偿捐献眼角膜的就接近三百人。“最多的一天就有四十几个报名，其中最小的1993年出生，最大的1929年出生。”

但是，想和易威一样做多器官捐献的人，依旧在湖南找不到合法机构。

“不是中国人不愿意捐，而是没处捐。”陈忠华说：“民众已经走到医疗机构前面去了。但当他们要捐献时，却找不到正规合法的途径和机构，连一些医务人员都不知道，甚至反对，我觉得很尴尬、很狼狈。”

8月25日，陈忠华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刚见面，陈忠华就给记者发了一张“爱心捐献 传递生命”捐献卡，编号014537，上书：“当我离去时，愿将爱留在人间。”

他显然不放弃任何一次宣传自愿无偿捐献的机会。

“不过你即便成为捐献志愿者，捐献几率也仅仅是百万分之零点零一二，去年全国成功捐献人数只有22个。”

至今，全国有57例成功的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共获得240多个高质量人体器官进入 “国际标准化器官捐献和分流系统”，使全国30余家医院的230多位终末期危重患者重获新生和重获光明。

相对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移植手术等待者而言，这样的数字杯水车薪。

【】钱的追问    “全尸”的指责

她至少三次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对长沙某电视频道记者的谴责：“他老是想套我，问我得到了多少钱。”

“有人说我们一辈子的钱都有了，是卖了孩子养老。”在电视直播后，一些乡邻开始对易家指指点点，这一度在孩子去世后给朱志金带来第二轮打击。

而这种非议也给易威的爷爷奶奶造成极大的压力。“他们的情绪非常不好。”朱志金说，她因此向本刊记者坚持：只能在她家外面接受采访。“老人家受不了刺激了。”

 “那是极少数人的愚昧，他们用狭隘的经济眼光来猜测一个伟大家庭。”陈忠华说。根据2007年5月1日后实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国家严厉禁止人体器官买卖。

易威，是5月1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施行之后，湖南第一个多器官捐献成功者。8月25日，陈忠华给易家发了一份荣誉证书，“这是5月1日后我们设计的第一本新版本证书。”

“易家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偿，甚至捐献后我们邀请他们来长沙，来回的车费都是他们自己出。我们要给他们报销他们都不要。”陈忠华说。

朱志金依旧对此非常敏感：“哪个母亲愿意放弃小孩?”

她至少三次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对长沙某电视频道记者的谴责：“他老是想套我，问我得到了多少钱。他还问我：如果有一有钱人等待肾脏移植，给易家一大笔钱，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把易威的肾脏捐给他。”

另一个非议来自于“全尸”。“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小孩皮都被割掉了。这样解剖对后代不好。”

支持易家的邻居易玉亭似乎说出了易家夫妇的心声：“无论如何，这是在积德，怎会对后代不好？”

虽然没有和受捐者见过面，朱志金依然对受捐者非常关心。8月25日中午，陈忠华在长沙芙蓉路上一家酒店请易家夫妇吃饭。本刊记者注意到，席间，朱志金问了两个问题都与受捐者有关。第一个是问做角膜手术的，“几个小时就可以恢复光明？”另一个问题是问心脏等其他手术：“做了手术他们以后就全好了么？”

陈忠华回答说：“得终身服药。”“哦，那还是挺痛苦的。” 最后，朱志金向医院工作人员要了这次新闻报道的光盘，“寄一个来。”

截止8月25日，这顿饭，是易家从捐献过程中得到的唯一“好处”。

陈忠华，明年5月，他们将组织第三届中国移植受者运动会，肯定邀请易家参加，与接受者见面。

【】先行者吴彦

“历史的前进，总要用故事穿插起来。吴彦、田近、易威，就是前进中的代表故事” 陈忠华说。

“让所有人都了解捐献，还需要10到20年时间，现在，易家做了在湖南做了一个伟大的开端。”陈忠华说。

实际上，这个时间很可能向前推4年。

2003年３月２５日晚８时，18岁的湖南女孩吴燕（当时媒体报道的“吴彦”实际上是化名，现征得家属同意，公布真名），不幸被一辆小车撞飞，被诊断为脑死亡，4月5日，吴燕父母向医生提出：小吴燕从小就以助人为乐，为了让女儿的器官挽救其他人的生命，他们愿意无偿地捐赠所有器官。而他们只有一个要求：接受器官的患者必须是善良正直的人，绝不能是贪官污吏。接待他们的医生事后说，这些话给他足够震撼，他把这几句写入了他的日记。

但是，由于没有相关的脑死亡法规，医院拒绝了这个请求，最终，只能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眼科专家“受湖南省红十字会的委托”摘取死者角膜。其他的器官，没有完成捐赠。

巧合的是，和易威一样，吴燕也是浏阳人。“这个地方的人，有敢为天下先的气质。”曾在浏阳一家医院工作过的长沙爱尔眼科医院院长助理王丛香说。

当时的陈忠华也在密切关注吴燕的报道。当时的他，正在专心编写《脑死亡——现代死亡学》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研究脑死亡的著作。“当时我还在研究阶段，吴燕一家的决心和历史的遗憾，给我很大启示，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让我下决心全身心投入做这项工作的开拓。”

陈忠华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器官移植中心研修12年，回国后受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时任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在专心组织捐献协调后，他宣布停止器官移植手术，“不动刀了，避免利益嫌疑。”同时也辞去所长职务，“能做移植的人有一大把，能做行政的人更多，但能做这种捐献的只有我一个。”

在陈忠华之前，没有人“敢”在心脏尚在跳动的“遗体”（依靠呼吸机维持的脑死亡者）身上摘取器官。

在吴燕之后不久，2003年11月10日，因车祸头部重伤的湖北10岁男孩田近被判定脑死亡，而其家属表示愿意捐献田近所有器官。陈忠华连夜起草了《申请书》、《知情同意书》，此前，没有任何规范可遵循。

最后，陈忠华组织完成这个全国首例儿童脑死亡者器官捐献。手术很成功，赵新的肾脏，挽救了另外两个男孩的生命。

 “这个全国首例本来应该是吴燕的，但因为医院的偏差，观念的落后，错过了。”陈忠华说，对于脑死亡者器官捐献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医疗机构，因为目前国家尚未对此建立法规，卫生部对此没有做出规定，许多医院就拒绝配合。越大的医院越困难。”

自2003年以来，已经有两百多例脑死亡者家属自愿无偿捐献并找到陈忠华，“家属都签字了，主要是因为医院担心引发医疗纠纷，拒绝了，最后做成功的只有57例，实际上，其他的，太可惜了。”

“历史的前进，总要用故事穿插起来。吴燕、田近、易威，就是前进中的代表故事” 陈忠华说。

【】生死是非

一个脑部已经死，但心跳、呼吸依旧进行的人是一个活人，还是一具尸体？如果是活人，那么呼吸机就不能随意关闭，医生医疗行为就不能随意终止，更不能从病人身上摘取器官供移植使用，否则在刑法上就构成杀人罪。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在走向死亡的历程中，我们都会被“死”这个终极命题所缠绕。脑死亡的提出，颠覆的正是人们对死亡的体验。

传统上的死亡概念，是心脏概念。当心跳停止，血液循环随即终止，接着呼吸也跟着停止，大脑丧失功能。原始人通过日常观察和狩猎，就已经形成死亡是心脏停止跳动得模糊概念，石器时代弓箭刺中公牛心脏的壁画，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种把心脏停止跳动和停止呼吸作为死亡定义和认定死亡的标准，沿袭数千年，长期支配医学、法学、伦理、宗教对死亡认定的标准。

呼吸机出现之后，脑死亡的概念随之现身。1967年南非外科医生完成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由于心脏移植必须在心肺循环技能尚能维持的情况下进行，因此，手术中，供体的心脏依然在跳动，呼吸依然进行。

这样的人真的死亡了么？“脑死亡”由此挑战人们的心理底线。

一个脑部已经死，但心跳依旧进行的人是一个活人，还是一具尸体？

如果是活人，那么呼吸机就不能随意关闭，医生医疗行为就不能随意终止，更不能从病人身上摘取器官供移植使用，否则在刑法上就构成杀人罪。

人们也担心医生的权力因此变得非常大。如果医生和病人家属达成协议，很可能出现谋杀的情况。

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教授舒国滢曾经分析说，脑死亡如果进入现行法律体系，将形成极大的冲击。影响最多的是对于伤害与死亡的界限问题，如果实行“脑死亡”，对于法律中的死亡要重新界定。比如“重伤”或者“杀人未遂”而出现的“脑死亡”就可能成为“伤害致死”“杀人既遂”等。

在家庭关系中，如果一方已被宣布“脑死亡”，虽然他的心仍在跳动，仍在呼吸，但是他的亲属就可以开始继承他的财产，他的配偶就可以不必经过离婚手续而与他人结婚。

陈忠华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个他最近经手的案例：厦门一名大副级的海员在海船驶向大连港时候昏迷倒地，脑死亡。送到大连一个医院后，虽然符合脑死亡特征，但医院并没有宣布死亡，而是继续抢救，直到心跳停止后才判定为死亡。根据相关规定，如果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发生死亡，子女可以被单位抚养到18岁。后来家属在寻求工伤事故待遇的时候发现：医生根据心跳停止判定的死亡地点为医院，不是工作地点，因此不能享受待遇。

【】脑死亡判断标准如何统一？

更重要的是，一种对现代医学的不信任感依旧在公众心中徘徊。

2002年5月10日，凤凰卫视主播刘海若在英国伦敦附近的一次火车事故中重伤，随后有媒体报道说：英国皇家自由医院判定刘海若脑死亡。然而，随后赶赴英国会诊的中国医生凌锋却表示：刘海若对接触有反应，已能自主呼吸，判定不是脑死亡。回北京后，同年8月9日开始，刘海若已经能说出自己的中英文名字。

刘海若的苏醒给人们极大的困惑：生死是可以这样判定的么？英国判死中国救活？

陈忠华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卫生部代表团最近向英国当事医院了解到，实际上当时英国医院从来没有口头或书面判断刘海若 “脑死亡”，而是“严重脑挫伤”，是有一些人故意炒作并遭误传。

不论事实如何，问题都指向一个最大的担忧：如何保证不同的医生使用相同的脑死亡判断标准？目前，中国并没有关于脑死亡的正式医学标准或者法规。

陈忠华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现在全国有一百万左右病人在等待各类器官移植，而2006年全国只进行了6000-8000例移植，缺口非常大。而与此同时，一些脑死亡者家属自愿无偿捐献器官却被不少医疗机构以没有政策支持为由拒绝，捐献成功率只有四分之一。脑死亡标准制定之后，虽不会增加捐献者的绝对数，但是可以减少捐献的失败率，提升捐献成功率，将使更多的捐献家庭如愿，使更多的重症患者生命得到延续。

据《科技日报》报道，2007年8月18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中国器官移植论坛上透露，卫生部将于今年10月组织专家研究设立脑死亡标准及具体实施办法。

 辞职了。我不知道用什么副词或者形容词，“终于”？“还是”？“毕竟”？“幸运”？迷糊”？“毅然”？

都不好说。

想说以下一些话：

第一，感受。辞职的想法是酝酿了一段时间的事情。想法最激烈的时候是5月份前后。当时甚至几乎为此感到崩溃，尤其是离开意味着否定，否定自我，否定过去，否定未来。

想到离开坚持奋战的报社及同人、结束这值得一生纪念的岁月以及无敌的青春，一切都复杂了。

第二，坚守。在报社将近4年时间，我从来没有利用报社的背景为自己谋取过一次私利，也从来没有向报社提出过任何私人要求，更从来没有干过任何蝇营狗苟的“企业政治”行为。

在当下的新闻从业环境中，我相信我的坚持比我的业务能力更值得将来回味。

第三，感恩。几乎所有曾直接主管过我的领导，都曾经给我许多特别关照和提携，我铭怀于心，永远感恩，正如古总所说，晨报永远是我的娘家。

第四，战友。死了都要爱，我将所有的同事都视同为战友，将这些年视为珍贵的缘分。即便极其个别人的嫉妒、偏见、谗言、小计谋，都是我成长路上的宝贵财富。我没有介入，也不屑于介入任何人事纷争，没有任何背后插刀的行径，我正大光明。

我所关心的，仅仅是晨报的事业，以及晨报的发展能否提升我个人对社会的理解和判断。

也许我过于严肃，因为我对新闻过于认真。是的，我的内心过于沉重，性格过于倔强。

第五，历史链。我希望我的一生中，仅有非常少的几次跳槽，而且，每一次跳槽，都有超越个人利益得失和人际关系的理由，它更应站在一个长远的观察角度来决定，某种程度上，我希望将它放在历史的时间链之中。

第六，忠诚。我原想做一个晨报彻底的“忠臣”，在过去将近四年里以报社为家，实实在在地放弃N个跳槽机会，是因为我对晨报寄予深厚而无法言语的感情。

不仅以晨报这么短的历史中4年的一线工作时间，更以我面对跳槽时候的坚持，我诉说着自己的忠诚。只可惜，最终，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即便我做个忠臣，很可能是一相情愿的单相思。

良禽择木而栖,我辞职的这一天，刚好NBA传来重磅消息：加内特从森林狼转会开拓者。1995年以5号顺位加盟森林狼到今天，加内特是目前NBA联盟中在一支球队里效力时间最长的球员。他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象征，更是忠诚的代名词。12年的忠诚换来这样一个结果，加内特说：“在最后一天，我开始有了这样的想法，我的忠诚应该有个限度，那就是对方也必须对我忠诚。”
加内特一年拿将近2000万美金工资，我每月底薪400人民币。

第七，换位。我有很多缺点，其中一些是在我辞职后才发现的。在业务上，我还没有到完满的程度，站在新的平台，至少会换一个视角思考。决定脑袋，这句话很有道理。老站在同一个井里，思考和体验再深入，也无法彻底理解真正的世界。

第八，职业生涯。数次直面死亡，这是我记者经历中的重要财富。另外，从突发记者到跑线记者到深度记者，这个发展路径大体符合我自己的预期。如果现在我多少还称得上一个成熟记者，都是因为晨报给予的平台，我感谢她。我曾经获得报社的许多荣誉，归功于晨报重视业务的氛围。

最压迫我的问题是时间。正如剑总所言，浪费什么不能浪费自己的时间。四年的最好时光花费之后，我感觉到的是生活的压力和前景的渺茫，我付不起继续等待的成本，我要对我的家庭、孩子和自己的将来负责。年轻已经逐渐不是我的资本。

我的真实潜能没有充分发挥，既有客观环境原因，更有我个人原因——逐渐显现的惰性、懈怠、控制力减弱、骄傲。

我已经打乱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我想尽快回归正确的轨道。

第九，所幸，我没有掉入钱眼里。

第十， 个人目的。新闻只是一个手段，记者只是一个历练，我做记者的私人首要目的，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切入现实，理解当下中国的实质，理解传媒的核心。

第十一，文人和记者。我一直将文人和记者做明确的划分。我的思维侧重与宏观和逻辑，关注的是社会问题的体制因素和解决路径，对文字的简单追逐，不是我的第一愿望。

第十二，理想主义。我的离去，某种程度上也许意味着晨报理想主义旗帜倒下，因为我或许是目前晨报记者群体中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什么是我的理想？很多人有误读，以后再阐释吧。

不过，大多时候，我们都把理想主义简单化，并粗暴否定之。这是让我有苦难言的地方，认同不一样，势必难以找到工作的快乐。

第十三，可能性。现阶段，我的离去，并不会给报社带来多大的变化，报社几百号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但是，我的离去，意味着晨报失去了一种可能性。正如一位老领导所说，我所倡导的新闻理念和采访文风，所呼吁的法治新闻，以及置于社会转型体制性建构背景下的采编思路，是报社内部独一无二的。另外，我也是报社唯一一个法学科班出身同时对法治与新闻的关系有所理解和独立判断的采编人员，这一点，对于处在携带法治和公民社会因素的转型社会中的媒体而言，尤其重要。
因此，我的离去，使报社丧失了许多发展可能性中的一种，而且这一种还非常重要。

第十四，期冀。
7月份，我意外地在短时间内得到了4个比较好的工作机会，最后选择了望东方，理由是这里不仅有新闻专业理想的追求，也有现实的残酷，她不如90年代的南方周末那样纯粹，却很正大，更少那种探头探脑的边缘心态。虽然现在还不是老大，但却在某种程度更能体现一本中国语境下的新闻杂志发展前景，尤其重要的是，她正在成长中。

我这次跳槽，除了执行杂志意图，为新单位贡献自己的努力和能量，我还希望能够达到以下目标：更加丰富的文字；更加成熟的选题操作手段；更加全面的线索来源体系；更加合理前瞻的思维方式；更加从容的采写作风；更加开阔的视野、选题意识和采写领域；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理解并熟悉一份新闻杂志的操作精髓和具体手段。
我希望在这里达成自己的最终锤炼，并与之共同生长。

第十五：力量。感谢所有肯定我的人。我还记得在“挑战者同盟”提出的口号“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很有一段时间我忽略了自己的过去，但是，我现在知道我需要从哪里获取坚持的力量。

除了精干,我的老主任古竹同志说过的无数话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两个词组:

"第一代移民"  以及  "野草般疯长"。

这都是可以用来放在我身上的。

很多很多年前，很多人从中原来到福建，修整后继续前进，前往广东、台湾、东南亚……我的祖先这一支，大概是被这块地的美给镇住了，或者说，他们的一个愿望突然鬼使神差地在这里实现了，于是给我所在的镇起名“灵地镇”，给所在县起名“清流县”，留在了这个被称为客家祖地的地方，开垦。

生长在福建三明这个客家人中转中心，我的生命元素中，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客家人开垦山野异地闯荡的印记，抬把锄头低头在山上日刨夜刨的先祖传统，也基本嵌入了我的血液之中。

直到最后，我重拾传统，成了家族十几代，或者几十代以来，第一个远离故土，到外省拼争的孩子。

世代居住、堪称奇迹的客家老土楼，逐渐被水泥钢筋打败，逐渐颓废了，那一湾溪水流经中心池塘，映照灰瓦白墙的家居秀景，也逐渐被污泥堵塞了。但是，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中，黄家祖祠都没有被砸烂，而且如今修得更精致，当然，这里面也有我的捐款在内，人头摊派，作为男丁，我自然少不了的。几乎，这是本镇最能体现传统和家族传承的所在，据称，还供着某皇帝亲赐的某物。不过，我至今没有进去拜过。

以前隐约称之为决裂，如今，很是有一些后悔了。作为一个重拾传统的人，居然没有去过最传统的地方，这大抵是一种尴尬了。

不论如何，在各个城市中，我都成了第一代移民。无论是武汉、淮安、上海，还是长沙。

实际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来自农村，祖先都是农民，中国的本质依旧是农业社会。城市中真正的族群差异在于：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第三代移民……的区别。

第一代移民，身上携带着最典型的中国特质：具有农村的因素、充满乡野记忆、熟埝自然规律，带着来自底层社会和五千年农业社会传统的浓厚气息；同时，他又有商业社会的行为习惯、现代知识的系统训练、开阔的视野，以及在转型社会中独特的精英意识。

他们都要历经磨难，毫无背景，从零开始，用尽全力抓住每一个机会从身边汲取养分，要“象野草一般生长”。

如果我们总结第一代移民的特质，会发现是“坚韧”。第一代移民大多素质尚可，具有某一方面的优点，所以常常会取得一个不错的开头，但是，如果不具备坚韧特性的人，则往往会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失去自省的勇气和能力，由此丧失自身原本的优势，而当优势丧失，第一代移民没有根基和后援的劣势就迅速暴露，并随之失去在新城市立足的根本，最终失败，退回老家，或者堕落成城市最底层的贫苦者。

最近看到两个细节，对我有很大刺激。
一个是我所在的瞭望东方周刊上一期报道了韩国总统候选人李明博，这个被称为男版“大长今”的瘦人，细眼乱眉，一脸草根模样，其经历是典型的第一代城市移民。这个从住窝棚的农民家庭出生的孩子，内向、害羞，依靠在旧书店搜罗来的参考书取得优秀成绩，大学毕业后，没有任何背景的他从进入韩国现代建筑公司，从一个最普通的小职员做起，青云直上，36岁成为现代建筑公司总裁，后来竞选成汉城市长，如今正在向青瓦台冲刺。
论者关心的是：你凭什么36岁就成为现代建筑的总裁？为什么短短12年晋升这么快？
他说：“我这12年与普通人的12年不同，我从没有公休日，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相当于别人的两倍。这么计算的话，我等于是24年后才提任社长的。”

没有节假日，坚持每天工作18个小时。这就是他与其他人的区别。如果我有一天怨天尤人，想想他吧。

另一个细节来自《后台》，南方周末的记者介绍了他采访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的过程。
任志强这位同学，可是个风云人物，今天，9月5日，他还放言房价2020后才会降价，如果加上以前他“只为富人造房子”等言论，这个房地产老板确实是全国最欠扁的人之一。
我所关心的是，这斯是如何成为华远总裁的？他凭什么？
刚开始，我了解到一个细节，此君老爸是老革命，战争年代就在部队当了很大的官。背景很强。
但是，当我刚想把他列入太子党行列的时候，却注意到另一个细节，此君十几年前就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每天最少要读6万字的书，一直坚持到今天，几乎每天都要写6000字左右的文章，现在他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日程通常要以一刻钟来安排。

每天读6万字，写6000字。这就是任志强和其他人的区别。如果有一天我又想把他与其他万恶的房地产商并列，想想这个吧。

坚持，一如既往地坚持。这就是第一代移民的归宿和使命。

偶然看到一个词语:

撒娇，媒体的撒娇。

这个词汇太有意思了。它终于在一个角度上帮我解释了这些年来所看到的一些尴尬情景。

比如，出现在hn省某大报头版的“××房地产公司接受本报专访”，似乎记者千辛万苦机关用尽，终于让一个焦点公司回应某焦点事件，其实是该公司公关部“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对记者的几句客套；
比如同样出现在头版的“××公布  本报记者向专家提问”，似乎是记者万般努力魅力极强征服政府和权威，其实不过是记者混在现场在别人专访之余提一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还比如××书记盛赞本报”，其实是该领导耐不过烦躁，赶苍蝇一般：唔，你们报纸还可以。

这种行为，对报社来说是抓紧时机上位，对被采访者而言是顺杠上爬的厚颜行为。而对于读者而言，就只能用“撒娇”来解释：看，我们记者和报社多么努力，吃了多大的苦，花了多大的心机，为你们奉献多么好的新闻啊！

这是商业的毒瘤，大多发生在都市报身上。
转载聂晓阳同志的一篇大文，他经历的例子，更能说明这个浮躁的弊病。：：

“战地记者”自戴高帽 撒娇做秀谁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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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龙新闻网 　 聂晓阳 　 2003-03-18 

    美国要打伊拉克了，中国忽然冒出了不少“战地记者”。读着一些自封的战地记者的报道，我经常很困惑，仗还没有打起来，哪里就有了这么多“战地记者”？这些人玩起新概念来毫不含糊。3·15消费者权益日刚过，一些自称纳米、高科技的玩意儿纷纷漏了馅，为什么就没有人来戳穿一些戴着假高帽子的记者的虚伪？

    已经过世的朋友、采访途中因公殉职的新华社记者嵇永强曾经写过一篇令很多人汗颜的文章——《不要撒娇》。文章说，某中央报纸的记者到了西藏，在拉萨周围转了转，到海拔稍微有点高的圣湖观了观光，回来就大写文章，吹嘘自己在鬼门关前过了几遭云云。曾经长期驻扎西藏的嵇永强劝戒这些记者：不要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向人民撒娇，要做好记者，先从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做起。

大使帮助偷拍军事基地？

（爱国者空防基地远眺）

    18日，在网上读到某报赴以色列特派记者的一篇“偷拍爱国者导弹”的报道，我立即想起嵇永强这篇被遗忘已久的文章。笔者实在看不下去部分记者如此愚弄国内读者，忍不住放纵自己的倔脾气，给一些自鸣得意的同行泼泼冷水。

    先介绍一下这个基地的情况。这并不是报道所说的什么美国驻以色列的基地，而是本月初作为空防的最后一道防线——以色列和美国增援人员联合在特拉维夫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附近部署的一个临时爱国者导弹空防基地。该基地的目的仅限于对付个别万一漏网的入侵导弹。因为就在居民区边缘，所以这个基地并不保密，一问当地居民，连小孩子都知道这个“准备打仗的地方”。国内许多网站都发过当地居民抱着孩子看导弹的照片，还有一张路透社拍的一对新婚夫妇在导弹前留影的照片。ＣＮＮ还放过大批当地居民在基地看热闹的镜头。

    可是，就是这个本来并不神秘、也没有危险可言的地方，到了某晨报特派记者的笔下，竟然成了渲染其冒险传奇采访经历的道具。

    报道第一句话说，“为防万一，美国人在拉维夫雅法老城附近部署了5具‘爱国者’导弹发射架。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帮助下我们慕名而至”。看后顿时有些怪怪的感觉。且不说特拉维夫和雅法实际上是两个地方，记者看到的也不会仅仅是几个“发射架”，最觉得别扭的，是到这个基地采访又不需要照会，犯得上一定要提一句“在大使馆的帮助下吗”？如果此行真的如同记者描写的那样神秘而危险，难道记者是在明示大使馆帮助他们“偷拍”军事基地吗？

    很多国人对大使馆本身就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记者动辄搬出“大使馆帮忙”来给自己壮胆，似乎有了大使馆帮忙，本次采访就显得更加艰巨和危险，有了“撒娇”的本钱。但是我想，如果连到一个距离居民点最近只有50米远的并不神秘的基地采访，都得特意搬出大使馆来吓唬人，也未免太有些心虚了。

不爱走路偏爱爬行？

    报道的第一个小标题是“偷拍‘爱国者’”。我立即想起众多的当地居民在“爱国者”前拍摄纪念照的镜头。当地小孩子都可以随便拍的东西，到了不远万里来采访的中国记者笔下，竟然成了“偷拍”。“偷”本来是一个并不光彩的字眼，但是为了显示记者的“机智勇敢”，并不需要偷拍的东西却被“偷拍”，专业素质没有看出来，讲假话、讲大话的恶习却暴露无遗。

    报道接着渲染说（该报记者）“半趴在草丛里，隔着第一道铁丝网用手中的数码相机取景”云云。事实是，那个地方是一个垃圾成堆的空场，美国建立导弹防空基地才一个来月，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半爬”的草丛。当然，在那里拍照用什么姿势都可以，半趴其实大可不必。

    报道继续渲染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尽量动作迟缓地跑来跑去”。我不明白，动作迟缓又如何能够跑来跑去？“动作迟缓地跑来跑去”到底怎么跑？用这样费解的字眼来描绘自己，其实无非还是想给记者自己的脸上贴金。

    报道说，“……正忙活着，听到身后有人招呼我们，两个军人正朝我们招手。把照相机藏在贴身的小包里，我们开始慢悠悠地往回爬”。看到这个“爬”字，我和身边的夫人同时笑了起来。好一个“战地记者”的英勇形象！但是，刚才“跑来跑去”，现在又往回爬，这不是故弄玄虚是什么？另外，面向前方拍摄铁丝网中的军事基地，又怎么会有军人在身后“招呼”他们？逻辑令人不解，记者的自我表现也就大打折扣了。

    下面的报道是“爬上高地”如何如何。又是“爬”，我和夫人同时笑着摇摇头。在该基地部署完毕的第一天，我刚来以色列探亲的太太就曾经大摇大摆地步行走上这个只有几米高的所谓高地。不知道两位记者为什么不喜欢走路，而是喜欢用“爬”这个并不舒服的姿势登上这个本来并不算高的高地。

珍贵无比的“大兵合影”？

（负责警戒的美以士兵）

    接下来的报道叙述了以色列大兵听到他们是中国记者后脸色和缓，并同意和他们合影，“……中国记者和以色列大兵，身后的背景是“爱国者”导弹，这恐怕是难得的经历吧”。我想，闹了半天，连和当地大兵合影都可以，那么前面渲染的紧张和神秘岂不是子虚乌有？作为记者，有什么必要强调自己的经历“这恐怕是难得的经历吧”？这难道不是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向人民炫耀吗？

    这段描写还让我想起了故宫墙上“某某到此一游”的留言。作为记者，我们总能碰到一些难得的经历，但是这些经历是让我们工作的，是让我们向读者做报道的，而不是让我们炫耀和表现自我的。

    报道又说“来到以军营”如何如何。我不解，前面说是“美国人部署了导弹”云云、“美国在以基地”云云，这里又忽然说是“以色列军营”，我不知道该报记者在报道的时候，自己是否清楚这到底是谁的基地？如此态度和行文，读者怎么敢相信报道的内容？

    我的一位朋友说，现在一些国内报纸有了一些广告挣的钱，也敢全世界派记者了。但是，派出的记者是去讲述自己的冒险传奇呢，还是真的要报道严肃、严谨的新闻？

光荣艰巨任务胜利完成？

    报道又提到他们“走到军营旁的小坡上，开始快速拍照。路边停着的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轿车里突然钻出一个身着便装的以色列男子，走上前来告诉我们不准拍照”。前面说“爬上高地”，上了高地目标完全暴露后，怎么反而直起身子“走”路了？前面渲染的“爬在草丛”、“爬上高地”到底是真是假，不言而喻。

    此外，在军事基地直接对士兵拍照需要请示，这是一个常识。该“便衣”男子的提醒恐怕纯属好意，却被地下工作经验似乎十分丰富的该报记者暗示为以色列的“便衣”。我想，在军事基地士兵们完全可以荷枪实弹、光明正大地担负起保卫工作，没有必要羞羞答答地装“便衣”。何况，那个基地本身就在居民区边上，有一辆普通汽车和便衣男子再平常不过。该报记者只要稍动脑筋，就不会“冤枉”了那个好心好意的男子。不过，碰到以色列“便衣”，记者的传奇经历又多了一层光辉。

    报道的最后，记者用轻松的笔调写道：“今天的任务完成了”。真不知道有什么必要告诉读者你的任务完成了，也真不知道写这句话有什么意义。你的任务完成了，新闻就不发生了吗？当天的任务完成了，又有了新闻怎么办？这难道在暗示记者其实是在糊弄读者，敷衍读者吗？

    通读整个报道，看到的只有记者，只有记者的自我表现欲。我没有看到一句“以色列大兵”的心声，也没有看到一句对就在记者身边的“当地人”的采访。我一声叹息，为了国内的读者，也为了那家不远万里派来两名记者的报纸。

一个月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关照自己的内心。乃至每每被一种时机纵逝的紧迫感裹胁。因为，2007年的 8月，是跳槽后 的第一个月，人事和环境的变迁，提供给我一个最大程度发现自己的机会。

我是谁？这是个困惑无数人的哲学命题、政治话语陷阱。不过，从生活和生活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命题可以从另一个向度来回答：你的敌人是谁？朋友是谁？什么让你内心欢喜？什么让你苦不堪言？

瞭望东方的副总之一，著名的战地记者聂晓阳在给我们培训的时候，第一句是问：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要做什么样的事？
这个问题太宏大，又太微观。很深刻，也很空洞，很重要，也可能很无用。
因为，对于没心没肺的人而言，大多不在乎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在社会上为生活挣扎，为猪肉涨价而痛苦的如蚁众生，几乎也没什么机会选择可以做什么事。

我想，对于普通人而言，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该怎么做事？
对于我们这样自称为职业的传媒人而言，更重要的也是：怎样做事才是职业的作风？

我常常做一个梦，在梦中我的身材突然变得非常大，大到可以看见现在的自己如同一个毫毛一样在我的脚边，几乎如同孙悟空将定海神针放大到天庭，然后弯腰小心地捏起自己，远远地扔出去，于是，我在空中飘啊飘，在云雾中翻滚，欲罢不能。

我总是想自己可能一夜成功。正如梦中可以瞬间长大无数倍。

在工作写稿的时候，我也养成一个习惯：把所有的事情放到最后截稿时间的前面一点，往往是几个小时，或者一个夜晚。然后，在最后的时段突击，一战定乾坤。
然后，在这最后时刻的逼迫中，我找到一种作战的成就感。

这种心态，有点蔓延的趋势。在最后时刻之前，静观事态，这成了我的一个生活习惯。

怎么做事？这种做事显然不妥。几乎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颇有点自虐倾向，可以白天做完的事情，为什么要晚上做？可以今天先开始的事，为什么要最后才一起弄？

毕全功于一役，我太喜欢那种充满幻灭的英雄主义，太喜欢那种孤投一掷破釜沉舟的决绝，它正在蚕食我的生活。

一口吃不成胖子。
如果要把这些想法升华一下，就可以窃用一下欧总的话了 ：“回归常识，拥抱生活”。

前几天看到一个兄弟在群里转发了一个帖子《农民嘲笑城里人的十六件事》，搞笑之余，心里有些酸楚，那种味道，基本就是周星驰以前那种“哈-哈-哈……”。

仔细再一想，也许有一个最重要的词语，一直被大家忽略，而且首先是由于在政治主导的宣传语系中被刻意忽略了，那就是是＂自由＂．　　　　

很多年前，当我看＜勇敢的心＞时，觉得男主角最后临刑时刻喊出＂ＦＲＥＥＤＯＭ＂有点做作：作为一个造反派，一个复仇者，似乎不用如此宏大的命题．

如今想来，＂自由＂其实一点都不宏大，它不专属于政治，不专属于历史，不专属于西方，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在城市中奋斗的原因，其实都是为了得到＂选择的自由＂．

比如，帖子第一条，＂出门“打的”，乘电梯上七楼的健身房，然后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 ＂虽然是弊病，但却是选择的结果．我喜欢在哪里锻炼就在哪里锻炼，尤其是，我有能力选择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尘土满天的大街，或者阴暗狭窄的楼梯间．

前段时间看第一财经电视频道的＂头脑风暴＂，某君如今是亿万富翁，主持人问他一步步从穷光蛋走到今天，什么时候才感觉到富裕？他说，当他第一次到五星级饭店吃饭时，没有感觉到；当他天天五粮液灯红酒绿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因为这些都是不得不去吃喝的，只有如今，他可以开着宝马，绕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巷吃一碗无名但有味的混沌的时候，他才感觉到，自己真正有钱了．因为，这正才是由他自己选择的．　

原帖如下：

《农民嘲笑城里人的十六件事》
　　一、出门“打的”，乘电梯上七楼的健身房，然后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 　　　
　　二、半夜上网，去歌厅、舞厅，困了不睡觉。之后失眠，再吃安眠药。
　　
　　三、管儿子叫“小兔崽子”，管宠物狗叫儿子。
　　
　　四、挑最有特色的饭店吃饭，吃最可口的美食，在酒桌上大谈肥胖之害。
　　
　　五、把路边上植树的地方用来盖楼，在家里栽盆景。
　　
　　六、乡下的爹娘哪不舒服不知道，家里的小狗打了个喷嚏赶紧去宠物医院。
　　
　　七、漂亮的MM们，鞋上有一个小泥点子，一定要用高级的餐巾纸小心地揩掉；口红淡了一定要补妆，很淑女；可是路边烧烤摊上从俺农村老家贩来的死鸡崽子，都卖给了她们。
　　
　　八、手机里存了二、三百个电话号码，没有一个是邻居的。
　　
　　九、酒局多时作无可奈何状，吃完“酒神”、“力克”等解酒药，慷慨赴宴如赴死。没酒喝时打电话：“哎，哥们儿，过来啊，整点儿，我请客……”
　　
　　十、饭店越来越多，厕所越来越少。厕所的标志是“此地禁止便溺”。
　　
　　十一、学生们穿得越来越时尚，上学像放学，放学像上学。上学时猛谈恋爱，工作了找不到对象。
　　
　　十二、爱情在自己的电脑里，老婆在别人的电脑里。
　　
　　十三、家里安了防盗门、防盗窗，却总是丢钥匙，然后请开锁高手撬自己家里的门。
　　
　　十四、建广场时，把大树砍掉，再立12根水泥柱子，建一片水泥的“小木屋”和“树墩子”。
　　
　　十五、追求越来越高：谋高级职位、穿高级服装、住高级住宅、坐高级轿车、吃高级饭店，患高血脂 、高血压。
　　
　　十六、用排骨喂狗，吃乡下喂鸡的野菜。

孩子她妈妈休假半年,终于上班,小屁股终于哭闹了半天.接受没有妈妈,由此开始喝奶粉的日子.

很久很久，没有嗅到长沙气息中的美了。今天却是一个惊人的意外！长沙无限逼近美好。

早上一直到下午接近4点，因为刚好几个采访对象集中到了一个时候，马不停蹄地搞采访，尤其关切的都是生死之类的宏大命题，我的脑袋有一些紧绷。

当我走出大门的时候，却突然眼睛一亮！这是长沙么，天这么蓝，居然还有白云！洁白无暇的白云！

建筑和树木，在几天来的雨中冲洗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太阳下泛着纯洁的光。心里，铺陈得极度妥帖。这是我接近一年来看到的长沙中，最洁净的一天，最舒服的一天。

感谢台风圣帕，带来这段时间的凉爽。我因此很不感冒湖南各大媒体天天几个大版面将圣帕宣扬的魔鬼一般的腔调，不过是地方官员申请赈灾资金的枪手罢了。凤凰塌桥这样的责任事故，某日报都可以弄出某当地主要领导“一路小跑”的表扬来，没有后台的圣帕，恐怕也只能充当“英雄”的炮灰了。

实际上，圣帕的恐怖威胁，针对的是我的老家福建，对于内陆的湖南，简直就是救世的福音。

圣帕给湖南带的多是中雨、缓解旱情、节约电费、带来清爽、救万民于酷暑、舒畅心情，提升幸福感。

感谢台风圣帕，让我们暂时离开被工业污染遮天蔽日、被城市灰尘折腾得乌云满面的悲惨世界，重新感受作为一个人，一个生灵，一个自然的个体，与蓝天白云共同呼吸的基本自由。

这是我到瞭望东方的第二篇作业，是一天完成采访写稿的（之前有过报题，事前一天晚上得到领导决定作的通知才激动起来，呵呵，还摸不准杂志的进路），晚上7点左右才坐下来开始写稿。呵呵，到了杂志居然反而用日报的手段操作新闻，很久没有当过快刀手了，当时很有点紧张。孙凯老总指点说：越紧张，越要从容。“我们需要越急越要从容……心态平静、叙述从容……我看你在网上写你女儿……那种感觉就对了！杂志就是要那种文字感觉”

从容，诚哉斯言。修炼中……

【主】一场切中时弊的医疗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黄志杰 长沙报道

【导语】
这个世界有“自断财路”的医院么？
公开医疗成本，感冒、阑尾炎等23多项常见病医疗服务费用普降30%以上，由市民来讨论定价，200多种常用药品“零利润”……　
2007年8月15日，“长沙中山医院部分医疗项目价格讨论”在市民代表的质疑和欢呼声中开始。众多媒体滚动跟进，在搜狐论坛上的相关帖子浏览量一天就超过10万，实惠是：中山医院门诊流量短短数日就增加三分之一。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出来的“医疗秀”。
然而，它裹挟民意，汹涌前行，原因在于：这是全国首次对医患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突破，上承此前“平价医院”改革方向，下接医改方案出台关口。

【】门诊流量上升三分之一
中国社科院对外发布2007年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说：2007年，“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
其中，“看病难、看病贵”历史性地排在了第一位。
几乎所有人都在盯着医改，期盼着告别那一个个剥削患者钱包、折磨医患双方精神的医疗陷阱——没人能保证自己永远不进医院。
但是，方向在哪里？
2007年7月24日，民营的长沙市中山医院发布消息：8月中旬，中山医院将把23项常见病治疗收费项目成本公开，通过召开医疗主管部门、物价局、社会公众三方参与的价格讨论会，让市民决定价格。同时拿出200余种药物实行零利润销售，最终推出23项常见病的“包干价”和200余种收费药价的“最低价”。
医院请市民向媒体报名，成为市民代表参与“价格听证会”并行使表决权。　

焦点很快集中在“公布成本”上。
不少网络评论和报纸读者反馈很快发现：过去谈“看病难看病贵”，注意力都集中在市场化、公益、体制等宏大问题上，看病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不能把成本都公布出来？
原来小招数也可以切入大问题。而长沙中山医院，也成了国内第一家公布医疗成本的医院，即便这只是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民营一级医院。
7月24日当天，搜狐论坛这条新闻浏览两就达到10万，其后，湖南各大主流媒体几乎天天跟踪报道此事，三湘都市报、红网、湖南电台文艺频道则忙于从报名者中选择市民代表。
原来默默无闻的长沙中山医院，如今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43,800篇，用时0.001秒。
在成本还没有公布之前，经济效益就出现了，由于知名度上升，长沙中山医院“门诊流量上升三分之一”，该院院长、长沙市政协委员许合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此前，该院每日患者流量为８０－１００人。

【】感冒的对比分析
8月15日，上午10点，湘江宾馆。“长沙中山医院部分医疗项目价格讨论会”召开了。
细心者注意到：原来报道的“价格听证会”，已经悄然改成“价格讨论会”。
“政府部门认为不适合。我们咨询了物价局，他们说，如果提高价格，物价局可以参加并举办，但中山医院这次属于单方面降价，因此就不介入了。”许合慧向本刊记者解释说。
这些常见病成本到底如何？
中山医院首先公布的是“普通感冒”。该院对感冒分三个方案治疗：
第一个方案：使用感冒清片、板蓝根冲剂、阿莫西林胶囊，每次费用仅为１．３８元，对应的物价标准是６．０５元；
第二个方案：使用青霉素注射液、利巴韦林注射液、５％葡萄糖盐水、维生素Ｃ注射液，每次费用１３．８９元（含输液器、注射费），对应的物价标准是３１．１６元。
第三个方案：使用较为高级的头孢曲松钠注射液、利巴韦林注射液、５％葡萄糖盐水、维生素Ｃ注射液，每次费用３０．１２元（含输液器、注射费），对应的物价标准是５６．３６元。
这些方案里，每一项都有具体的价格成本。
那么，市场上是什么价呢？７月底，长沙晚报下属的星辰在线网站记者身患轻微感冒，前往１１个民营医院进行治疗费用体验调查，其中，最便宜两家医院，花了22.４元和22.５元。而最高的两家医院则花了193.5元和177.9元。
一其公布的还有２００种常用药的进货价格。

【】流程控制与大处方
中山医院院长许合慧向本刊记者解释说，除了各单项成本公布，问题的关键不是２３种常见病费用普遍比长沙市医保中心单病种包干结算费用低３０％以上，而是在讨论会上公布的诊治流程。“流程公布在这里，病人就可以监督医生不会增加那些不必要的检查和收费项目。”
比如其中的“单纯性阑尾炎”手术。公布的诊治流程为：接诊—询问病史－体格检查－门诊检查（血常规、尿常规、Ｂ超）－综合分析－确定诊断－收入住院－入院手续－—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化验检查（血常规、大便常规、小便常规、肝功能、血糖、凝血四项、Ｂ超、心电图、胸部Ｘ摄片）－手术（副主任医师主刀、第一助手主治医师、麻醉师及护师等５人完成）－二联抗炎药物治疗及对症支持疗法－伤口换药－住院７天愈合出院。
所有项目费用均有明细，合计１６８１元，低于长沙市医保中心２４００元标准。
“医生没有增加项目的空间，而且我们这里医生的考核不是根据处方医药费多少，而是看病病人数量和效果，这两者都可以量化，由此消除了大处方。”许合慧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加之医院直接从医药公司进药，没有医药代表给医生回扣的机会。

【】仅有的四次反对
从感冒开始，到场的２５名市民代表逐一对２３项病种投票：举“√”牌表示同意，举“×”牌表示反对。
“感冒”，２３票通过，急性支气管炎，２２票通过。
“‘急性胃肠炎’物价标准50.60元、中山价格是40.60元。有一人反对！”主持人似乎非常兴奋。
“我必须到各个医院看看，对比了才能判断，这太贸然了。”反对者是一个年轻人。这一次以１９票通过。
也许是这个年轻人反对的声音起了作用，接下来的投票弃权者多了起来。公布腋臭治疗价格的时候，仅有１３人举牌支持。
到公布“包皮环切”手术价格的时候，意外出现两个反对票。“很多小广告说这个手术几十块就包了，为什么中山要６０９元？
公布到宫外孕开腹手术时，又一人反对：“我老婆曾作过这个手术，只要２５００元，为什么这里要2833.5元？
“虽然我们已经比物价定的标准低了很多，但有水分还是可以挤的。”许合慧回答说。
除了这少数的反对声音，会场并没有出现唇枪舌剑的论战。很显然，医疗仍然有专业门槛横在市民代表面前。
最终，２３种病种价格以１３—２３票陆续通过。期待中的悬念没有出现。

【】炒作的过去与未来
长沙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唐勇“受局长委托”，长沙市开福区卫生局副局长陈旻“受局长委托”出席会议。
“许院长说这是个破冰之举，我要加个定语，民营医院医院破冰之举。实际上公立医院已经推行了单病种价格管理。”唐勇认为，中山医院此举值得肯定，“我们希望中山医院在长沙医疗行业树立一个榜样。”
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提到了“炒作”一词。“卫生部门会监督中山医院的执行诚意和效果”。
这种声音从各方评论中的“做秀”质疑中也可以明确感受到。显然，此前民营医疗领域的炒作之风已经“透支”了公众对医院的信任。
降价、平价并非中山医院首次提出。早在２００３年，长沙市阳光医院对外正式宣布，包括药价、手术费在内，该院总共将500多种医疗费用大幅度下调，平均降幅为40%，最高降幅达到80%，宣布成为湖南省首家真正意义上的“平价医院”。
2004年8月19日，杭州市一医院、市二医院等12家市级医院联合宣布“降低药价、让利百姓”，173种西药、42种中成药全面降价。2004年9月1日，上海市海江医院对外宣布，降低院内零售的152种常用药价格，平均降幅在30%以上。
但是，这些“平价风潮”都在热了一阵后冷了下来。
更多的人将这些“平价”看成一种企业宣传，医院赚足了眼球，就迅速从其他地捞回成本，治疗费用照样居高不下。
８月１５日下午，本刊记者试图联系在长沙首倡“平价”的阳光医院采访其降价后的情况，其院长办公室负责人解释说：“那是以前的经营，现在我们都不提了。”并婉拒了采访。在该医院网站上，已经没有轰动一时的“降价”“平价”介绍。

【】联想谢子龙
长沙医药界，提起“平价”，始终无法绕开的是创办“老百姓大药房”的谢子龙。
2001年10月，谢子龙开出第一家老百姓大药房，在长沙打起了“比国家核定零售价平均低45％”的口号，不仅在长沙医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迅速向全国蔓延。半年后，“老百姓”开设第二家分店，之后陆续开设分店，而且走出了湖南。2003，老百姓大药房在行业内进入全国第三；2004年，公司以18．2亿元销售额登上国内行业老大位置；此后蝉联。
携平价大旗，谢子龙从草根发展成行业冠军。他的经历，让每次医药界举牌“平价”的人都产生丰富联想。“我们也完全可能像老百姓一样。”

【】“秀得令人激赏”？
即便许合慧，也承认这是一场秀。
主持这一系列活动的副院长莫凡，就是中山医院５月份才挖过来的，专职策划和行政，“类似企划总监”，此前，莫凡曾有成功操作长沙另一家民营医院品牌策划的经历。“对于医院的初期成长而言，需要这样的策划。”
此前，中山医院曾在长沙当地电视上投放一个月的广告，“但是效果不好，自吹自擂总是难以让人相信，还不如实实在在让利给老百姓，成本透明化，更能得到认同。”
迅速增长的门诊流量，已经证明了这场推广的成功。不过似乎更大的丰收还在后面，“根据医疗规律，３个月到半年品牌效果才会比较全面地反馈过来。”
２００种零利润的药品在中山医院销售的药品品种中占１０％，２３种常见病种占中山医院患者流量的５０％。“薄利多销，我们还是有赚头的。”许合慧说。他们仍有１０－１５％利润。
“就是像做餐馆一样做医院？”记者问。“是的”许合慧说。

三湘都市报副总编辑郭谷斌则认为这个秀“值得激赏”，“我们一开始也是在质疑，但是，后来我们很愿意参与其中。因为我们发现解决医患信息不对称是这个活动的意义所在，老百姓也确实得到了实惠。只要落到实处，就是对民众有益的事情。所以我们仍要密切关注它，尤其是它的将来。”
                           
                     　　　

8月10日深夜，我在晨报的最后一个晚上。这一天，我用移动硬盘把在电脑中的东西拷了下来，然后，清理桌子上的文件，有价值的东西不少，扔了一大堆东西，仍旧还有一大堆。报社工会正在个大家发白糖，我把大袋清出来，装上纸和文件。

这就是我最后从报社带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狼狈，有一些民工，有一些重，有一些念旧。

这种场景以前在两个地方出现过，当年从大学毕业时，我也是带了三个包，其中最大的两个全部是书和笔记，比这两个蛇皮袋大多了，最小的才是一点衣服；从江苏来长沙的时候，也是如此。

从蛇皮袋里清出来的这堆东西，都已经经过清理，其中大概每七八页纸就是一个案件，估计有两三百个案件吧，基本上是直接寄给我的求援信，寄材料的人都曾对我寄予很大的期待，清理出来的这些案件都有足够的理由进行监督或者纠正，不过，多数都没有让他们如愿，毕竟，我只是一个记者。

这面锦旗也是我特意留下没扔的，不舍得扔。其中“民权先锋，法治中坚”我非常喜欢。4年来我曾帮助过一些基层的人，但是只有这个老颜，还记得我，送来这面锦旗，虽然他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当时，我正在试图弄法治潇湘，后来孤军奋战不得不中止了。）

再见!晨报.

有一句话最近总是徘徊在我脑边,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

“一说就错”，有如一把悬在我们头上的利剑，晃晃忽忽，指不定哪一天就狠狠砍了下来。其原因，仅仅因为一个在职场奋争的年轻人突然对企业政治短路，或者因为一个官场生物链上的某个人意外地忽视了潜规则，甚至一个爱好圈子里冒失鬼突然忘记了朋友的忌讳。

不过，佛他老人说这句话，显然不是在解释现实中这番景象。

今天看了一个帖子，里面说到“编辑部定律”，其中有一些，在本质很符合一说就错的佛曰，成了怯弱者的借口、懒惰者的担忧、寡断者的退路：

矛盾定律：人人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跟领导走得太近了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跟得太近了怕站错了队，一旦大树倒掉，大难就会临头；离得太远了，好处永远轮不到，坏事少不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此乃机关人员挥之不去的烦恼。

变脸定律：见到上司唯唯喏喏，这是逼出来的；见到同级嘻嘻哈哈，这是装出来的；见到群众凶凶巴巴，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学会随机应变，因人而异，看风使舵，是机关的立身之本、生存之道。

活跃定律：领导在办公室的时候，气氛永远是“团结、紧张、严肃”不“活泼”；而领导不在的时候，气氛会变得异常活跃，可以海阔天空，说说笑笑、吹吹牛皮、聊聊足球、侃侃新闻、议议女人……无所不及。

关系定律：有本事没关系的吃苦饭，没本事有关系的跟着吃，有本事又有关系的不愁吃，没本事又没关系的看别人吃。问题在于自认为有本事的人未必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因此，有本事和没本事的，都要拼命地找关系，有了关系的则不惜绞尽脑汁巩固好关系。

竞争定律：能写的往往不如跑腿的，能干的往往不如能吹的，能说的往往不如会送的。踏实本分的不如善长张扬的，遵守制度的不如听话的，坚持原则的不如会变通的。

忌讳定律：在办公室通常听不到牢骚怪话，比如报纸上登出某地又揪出了一个贪官，你只能选择腹诽，恨在心里。如大放厥词、口无遮拦地进行猛烈抨击，有人会认为你是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曲高和寡。你在表明自己爱和恨的同时，实际上在孤立自己，很有可能成为他人尤其是领导设防的对象。要议论就议论美国的克林顿，伊拉克的萨达姆。所以经过办公室的历练后，人人都会把握住“说古不说今，说外不说中，说远不说近”原则的。

人类从爬行到直立,是一个伟大的进化.

宝宝从趴着到坐起,抬头的渴望眼神,泄露了人类向上的本性,

以及,在人类第一次站起时的欣喜和愉悦,这些信息都储存在人类的基因里,

然后在每个小孩的成长中一一展现.

探讨人性善恶是可耻的，这种“宏大叙事”很不符合当今吾国后现代潮流。正如在李宇春享受邓公的待遇登上美国《时代》封面后，我们还恬不知耻地写信给他们怒斥宇春同学没有女人味；或者在尚文婕发彪的晚会上，我们还不识时务地讨论第20届香港小姐的三围。

不过今天在602上的遭遇让我想起了这个宏大叙事。

先补充一点：天很热，40度，长沙发布了黄色警告。我从电脑城买了个移动硬盘，然后啃着根冰棍上了602——嘿嘿，在公交车上这种公共场合啃冰棍是一种享受，一种自学童时代就存储在记忆中的享受。提着图书馆借来的一堆湖南“县域经济”的书，我又产生了一种自我沉醉的骄傲感——从省图翻出这么一堆明显没人动过的书是多么慧眼独具啊！

有一段时间没有搭这种公交车了，有点陌生感，当然也不希望有什么发现。

一个白衬衫上车了：“车到窑岭南么？” “到的。”司机说。

晕，这一站就是窑岭，车往南面走下一站肯定要去窑岭南。“拜托，问之前能不能先动下大脑？”我心里说。我盯着他的背，想看看一个吃几十年饭说话还不经过大脑的人是啥样。

那人转过脸来。一看，是个老头，挺白净的，头微前倾，一脸微笑。笑纹说明，这是个乐天的人，从表情和收敛的动作来看，这是个谦谨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四处摸索吊杠扶手的动作说明，这是个双眼失明的人。哦，原来是这样。实际上，他的眼睛要认真看才能发现是凹进去。

周围的人也和我一样最后才发现他的问题。首先是自动地给他让出一个位置。天很热，汗在往外奔，我站着：他该怎么办呢？

首先是一个青年把他的手引到扶杆上，然后坐在入口处位置上的一个30岁左右妇女起身，把他让到自己的位置上，“谢谢！谢谢！”看来是说谢谢说习惯的了。“前面就是窑岭南了”一个中年男人说。他显然是怕老人家过了站。驾驶员说：马上到了，你先到后门吧。

“哦”老人站起来，开始向后摸索。他怎么过得去呢？我想。出乎我意料的，站他身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先扶起他的手向后搀了一下，随后后面一个女的又接起他的手，向后搀了一下，如同接力一般，后面的每一个人都接过他的手，把他搀扶到后面，直到公交车后门。

中间的时候，大概老人以为602的门也是象其他车一样在车中间，一个转身歪了一下，身边一个阿姨当即“啊，小心！”那是完全出自自然关心的声音。

就这样，短时间内，602中间一线的乘客结成一个接力组织，没有人说话，一切都那么自然。

于是就想起那个命题——人性善还是人性恶？

大体认为，中国传统主流哲学认为人性善，而西方的思想和体制的出发点却是恶，包括基督教也是以原罪为出发点的。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主流观点也认为:正是中国传统思想"人性善"的出发点，使得中国走向人治的深渊，也是现在在制度上出现诸多缺陷，比如反腐。

我也一直认为在社会转型中，必须假设“人性恶”，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制定一系列制度，使得人根本没有机会做恶，而不是等到出现恶了再来弥补。

我在以前的博客中分析到，在具体的采访工作中，我们往往偏离采访的原点，走向与采访对象对立的深渊，将采访对象当成敌人，这种调查记者的误区，正是因为记者在接受了新的西方价值观后，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去处理新闻关系。

现在看来，我们可以回到原问——善还是恶？
从我所经历的602这个温馨事件来看，这些乘客的行为表明，善显然是根植于人本性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看客冷漠？那么多纵容？那么多违法？那么多恶行呢？

我想这个事件同样解释了这个问题。因为人性还有另一个追求：安全。
在人与人交往之间，为什么那么多冷漠和恶意？我想是因为缺乏信任，缺乏安全感：他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攻击，还有友善？尤其是，现在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不是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

而安全，是第一位的。这也就解释了那些让人痛心疾首的群体行为。而我所经历的这个老人，大家都意识到他已经双目失明，而且穿着整齐，显然也是个有教养的人，这样，大家意识到他可以信任，尤其是他对大家很安全——一个失去双眼的人有什么攻击性呢？

我们家小惟青现在满4个月，进入第5个月，去了一趟外婆家，也就十来天，回来有四个变化：

第一，一到晚上，有且只有她妈妈抱才能止住她哭，其他任何人都不管用。否则，哭个天昏地暗、不亦乐乎、那个坚决劲和高分贝，似乎誓死方休。我也奇了怪了：这一天她对我那么甜蜜的笑都是假的？俺从她出生到现在抱得这么多，费尽心血，怎就抵不了奶水呢？

有奶便是娘，人类的安全感原来首先是建立在粮食，而不是感情上的。

第二，爱看电视。睁大眼睛，盯着电视目不转睛，貌似非常专注地研究，小样还挺酷。有时候甚至在哭的时候往电视那一放，立马就安静了。我就闹不明白了，她喜欢电视的什么呢？热闹？还是奇异？在她人生中，最先引起她长时间注意的居然是电视这个工业产品。

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人类的几千万年基因发展中，并没有储存关于电视这类东西的信息，于是，它让正在熟悉世界的小孩感到尤其特别。这一点和收音机有区别，我早就给她听了很久收音机，但她就没有对收音机进行深入研究的专注劲。

记得传媒理论大佬麦克卢汉说：电视是一个冷媒介，收音机是一个热媒介。热媒介只是延伸一种感觉，并使之有高清晰度，热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低，而冷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我一直觉得老麦这段话说的乱七八糟毫无道理，但是女儿为什么对电视如此感兴趣，对收音机如此冷淡？难道真是因为电视要求参与程度高，引起她的内心参与的兴趣，并由此证明电视的冷媒介本性？难道麦老师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依旧觉得电视是个热媒介，是要求参与程度最低的，它几乎不需要思考。

第三，不爱嘀咕了。三个半月的时候，她早上起来，或者一边躺着，都喜伊咿呀呀说个不停，虽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但是高兴啊。现在只是微笑示我，难道是要适应陌生环境？这才走了几天啊？说明小孩是没有记性的。她妈妈说刚去她外婆家第一天也不大兴奋，后来就疯得要死……

呵呵，所谓大家闺秀风范，基本也是从面对陌生开始。

第四，对着镜子笑。以前把抱到镜子前，她更关注的是台上的小玩意，花花绿绿，现在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笑。虽然不知道她笑什么，但是可以肯定，她应该还没有发展到明白镜内外二者同一的阶段，估计也就认为那还有一个小孩，和自己和类似呢。

呀，人终究还是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所谓物以类聚，在婴儿期就有苗头了。